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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本土化效果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30 13:15
【摘要】:1992年,为配合改革开放的政策,适应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我国开始批准国外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当时的国际“六大”即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普华、永道成为了第一批准入者,随着市场的发展整合,当时的“六大”已经整合为现在的“四大”,即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中天四所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在过去的20多年里,“四大”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中享有盛誉;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入以及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外合作事务所的这一组织形式不再符合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也不符合国际上的惯例做法,因此,随着“四大”承诺的20年之期到来,2012年5月2日,财政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财会[2012]8号)要求“四大”按设立时所作承诺实现本土化,采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形式即特殊普通合伙制,以及实现人员的本土化等。那此次本土化转制事件给“四大”的审计质量与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带来了何种影响? 此方面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转制前后“四大”审计质量与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变化,检验本土化转制政策对“四大”的成效,为以后事务所转制的研究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其次,为财政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推行事务所转制提供了实证证据支持,对今后政府提高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推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因此在该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希望为以后人们更深入的研究“四大”本土化转制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的思路及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创新之处四个方面。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该部分从有关审计质量和有关审计意见类型两个方面出发对文献进行梳理;其中又将有关审计质量的文献从事务所规模、事务所合并以及事务所组织形式三方面分别进行总结评述,将有关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文献按照事务所角度和公司角度分别进行梳理、总结与评述。 第三部分:“四大”本土化转制对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首先对审计质量的涵义进行了定义;接着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这两个理论基础出发,分析它们与本土化转制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而理论推导了对“四大”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最后,就此次本土化转制政策深入分析其对“四大”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主要基于转制政策中组织形式的转变以及人员本土化的规定两个方面详细展开。 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部分首先根据上一章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本土化转制后,“四大”审计质量会显著提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类型的概率会上升的假设;接着进行研究变量的选取,包括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解释变量即为此次本土化转制事件,被解释变量便选取了可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absDA)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及审计意见类型(OP)两个被解释变量;然后对模型进行选取建立以及对控制变量进行选取定义,最终建立了转制事件与审计质量和审计意见类型两个模型;最后说明数据的来源以及样本的选取,本文的研究样本均来自我国A股沪深两市审计事务所为“四大’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事务所排名、收入等资料均来自中注协网站,然后从中挑选出“四大”的数据。 第五部分:实证结果与分析。本部分分别对上一章提出的两个模型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结果的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分别对两个模型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位数、方差作了分析,也从直观上比较了本土化转制前后它们的变化,为后面的回归分析奠定基础;相关性分析也分别对两个模型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person检验,通过两种检验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也较一种检验方式更为可靠;回归结果分析在对审计质量模型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再次根据可控性应计利润大于零和小于零将全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此外对审计意见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研究设计,设置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验证初步分析的结果。 第六部分:结语。本部分包括研究结论、相关对策建议以及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三方面。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结果对未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以及针对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本文的研究结果包括;(1)本土化转制能显著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高“四大”的审计质量。(2)本土化转制使“四大”更能提高自身独立性,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类型的概率上升。从上述两个角度都可以看出本土化政策对“四大”带来了积极影响。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四大”本土化转制时间尚短,受时间窗口限制,本文只是对“四大”本土化转制政策的一个初步研究;模型不健全、度量不全面等。 迄今为止,关于本土化政策对“四大”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都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从实证角度考察本土化政策对“四大”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几乎没有,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1)研究对象:在现有文献中对事务所转制政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我国本土所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直领先于本土所发展的国际“四大”与以往文献不同。由于“四大”属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份子,且在行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本文丰富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研究。 (2)研究角度:对于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转制政策的研究,已有的文献都集中于该政策是否会降低投资者信任、组织形式的转变以及人员本土化等角度,本文不仅从“四大”组织形式和人员本土化的角度出发,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论推导来检验该政策对“四大”审计质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图文】:

机制,审计意见,出资额,法律风险


自身审计服务的质量,提供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出具恰当的审计意见。具体作用机制如图3.1所示。声誉理论1 > 提高审计质量“四大”本土 I 1法律风险加大I 化转制政策 ^ 独立性增强1 >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口袋”图3.1声誉理论、“深口袋”理论与“四大”本土化转制间的作用机制3.2 “四大”本土化对审计质量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分析3. 2.1基于组织形式的转变由于有限责任制要求企业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其承担有限责任,法律责任相22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F23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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