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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论文(共10篇)

发布时间:2017-10-12 14:10  文章来源:笔耕文化传播

  本文关键词:传统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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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论文(共10篇)

2014-03-22 17:00 来源:传统文化论文 有人参与

(一)

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是构建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石

几千年来,“仁”的标准就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对“仁”的追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不仅如此,孔子还把这种“爱人”的思想扩展到治国理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更将其阐发为“仁政”学说,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方方面面论证了“仁政”的方法,要求统治者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仁政学说对作为为统治者服务的秘书来说,提供了一个高于服务对象本身的道德标准。统治者的言行不符合“仁”的标准,就会换来秘书们的犯颜直谏,甚至死谏。例如,唐朝的魏征,每进切谏,虽几次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明代的海瑞,为人正直刚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深得民众爱戴。其次,“义”是由“仁”申发出来的秘书职业道德,主要表现为君臣关系中对君主的忠诚,以及秘书职业活动中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什么是“宜”?就是合适,也即符合周礼。“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大戴礼记•盛德》)“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记•乐记》)孔子也说:“名出以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可见尊卑有礼,各得其义,就是“义”。因此,“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作为直接为君主服务的秘书,恪守臣子本分,谦卑有礼,忠诚不贰是其职业操守的第一要义。这种德能兼备的人臣历来是受到统治者赏识的,《旧唐书》就是这样评价唐太宗的能臣魏征的:“其实根于道义,发于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我国古代的秘书往往还兼有史官的职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秉笔直书”、“君举必书”、不虚美、不掩恶的职业道德,这些也是“义”中应有之意。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这样的典范。第三,礼是仁的具体体现。在秘书活动中,“礼”表现为外在的伦理规范和制度规范。所谓“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中庸》)说明谦逊、礼让、宽容是符合“礼”的要求的,而“礼”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使人际关系协调和睦的手段。封建君臣关系又是等级分明、君尊臣卑的上下级关系,这就要求作为臣子的秘书不仅要谦逊、礼让,更要对君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恪守君臣之道,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像杨修、祢衡就是因恃才傲物、言行无状,冒犯了君主,实际是违背了“礼”的要求而丢了性命的。第四,“智”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思考问题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于秘书来说,“智”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在解决问题的智慧上。辨是非靠的是“仁”、“义”,完成的是对事、对人的评价,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切入点是方法论问题,显现的是个性特点。而在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中,秘书工作要收到实效,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智慧了。中国古代秘书往往还兼有史官、谏官的角色,直言犯上,固然能青史留名,但因此而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毕竟,昏君、庸君是多数。象冯谖那样深谋远虑,象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象魏征那样迂回婉转……只有洞悉君主心理,通达人性世故,讲智慧,讲方法,才能最终达成目标。第五,“信”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的基本道德。对秘书而言,谨守“信”的道德规范,就要做到,在心性的层面,把“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提;在言语行为层面,努力做到敬事而信、言而有信、诚实笃信。即“言忠信,行笃敬”。作为秘书,从古至今,只有当你被证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你所辅佐和服务的人才会把大事托付给你。唐代魏征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不仅在于他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更因为他对太宗“忠”,对国事“敬”。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要影响。“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也。”(《孟子•诰子上》)“仁、义、礼、智、信”从道德原则、情感旨趣、行为规范等方面架构起了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本框架。历代统治者在选拔秘书时,也是把德性品行放在首位。例如汉武帝时期选拔秘书的标准是:“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元典章吏部》记录选拔秘书官吏的标准是:“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计月日多少为优。”“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文化伦理,在几千年的文化演进中,形成了秘书群体文化心理的基石,对新时代的秘书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创新,把它与以人为本、大局观念、现代礼仪、商业信用等现代观念结合起来,转变为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思想与职业修养,塑造现代秘书职业精神和职业人格。

二、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是秘书群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内在动力

中国古代的秘书群体同其他士人一样,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群体。儒学不仅是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包括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外在躯体的实践两个方面。在道家那里是通过逍遥无为来实现的,而儒家则提倡内圣外王。儒家把“内圣”作为完善人格的内在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具体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基本的道德体系是人超越于自然人之上而成为君子、贤人,乃至圣人的前提。儒家的理想人格还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人格,即将“真实的关切系于国事民瘼,以匡正社会人生为目的,”在外王事功中实现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另一种表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的事业相统一。夫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这是将君子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天命、天道的理论支撑,而孟子更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舍我其谁”的高度。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个体生命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纵观古今,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主流昭示的依然是秘书群体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历朝历代的那些冒死直谏、视死如归者彰显的就是这种追求对家国负责的高尚的价值旨归。阿谀奉承、一心为己者毕竟是少数。支撑古代秘书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正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动力。其实,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精神动力机制依然是秘书成长的动力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个人价值只有与社会价值相联系、相统一才会最大限度得到实现。秘书从业者,在发展个性的同时,要把握社会大势,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与奉献社会的共赢。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是秘书群体消极心理的根源

分析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除了上述积极的层面,还存在这一些消极的心理因素,比如唯上思想、法制意识淡薄、缺乏独立人格等。究其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范式有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宗法制度之上的文化体系。“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延伸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等级关系。”父子关系延伸为君臣关系,家庭中的孝悌延伸为朝堂上的忠君爱臣,加之宗法制度的渗透,于是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君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人臣者,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了唯上唯大、唯命是从的心理态势。历史上当然不乏敢于犯颜直谏的士人,但也有大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泯灭了独立人格的碌碌之辈。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表现出重伦理、轻法制,以理代法,道德规范高于法律原则的倾向。长期以来,以儒家的“礼”代替了事实上的“法”,以感性情感统领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有“治人”而无“治法”。这样的文化传统再与森严的等级观念和愚忠思想结合起来,把“犯上”和“作乱”相提并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位高就意味着权重,权力大于法律,那么,历史上有那么多阿谀奉承、一心唯上、瞒上欺下的文臣,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伦理范式,对今天的秘书的消极影响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领导者把秘书视为自己的家奴、仆人、保姆,必须言听计从;有的秘书对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唯命是从,甚至溜须拍马,扭曲了领导和秘书的关系,也助长了一些领导者目无法纪、武断专制的作风,有的甚至由此坠入腐败的深渊。有鉴于此,现代秘书,一方面要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范式的合理因素,建立互相尊重的、和谐的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按照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根据现代管理的需要,摒弃其中的糟粕,主动给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在尊重领导的同时,要敢于、善于“直言进谏”,体现现代秘书对事业负责、对法律敬畏、对领导尊重而不盲从的职业品格。

四、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造成秘书群体智能结构的偏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伦理泛化至一切领域,就连自然现象都常被用来论证说明道德规范、政治主张。在治学传统上,也是以经学、史学为主线而展开。人才选拔、教育思想无不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比如学术传统,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都是以经学为主流。又如教育和人才选拔,注重的也是人伦道德标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品评大臣“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把科学排斥在外,抑制了科学的独立。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反映在秘书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表现为智能结构的偏向。在知识背景上,是人文知识优于自然科学知识;在思维方式上,是重感性、轻理性,重整体感知、轻逻辑分析。在古代社会,大多是文人为臣(秘书),事农事工者难以入朝。虽然与整个文化传统有关,但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重治人、轻治事的原因吧。现代秘书,则应该从这种学术偏向中走出来。在当今时代,科学与人文并重,学科交叉融合,各种知识相互渗透,领导与管理要求科学化和综合。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秘书工作的需要。现代秘书要跟上时代要求,既要成为秘书职业的行家里手,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秘书技能;又要成为知识全面的“杂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古今中外的文化常识都应该有所涉猎,用丰富的知识结构支撑立体的多维的思维方式,培养全面的理性的判断能力,成为工作上的多面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履行好秘书职能。

五、官、私两条途径形成了秘书群体一雅一俗、一显一隐两种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的秘书职业从周代始就一直存在着官、私两种形式。所谓“官”,是指食朝廷俸禄,有官职,直接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朝臣,即所谓“公臣”。另一种形式是存在于官僚体制之外的“私臣”,又称为幕友、幕宾、师爷。这种形式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著名的四公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再如名士吕不韦,相传其门下食客三千。主人自己出资食养门客,奠定了二者之间的主宾关系。到秦汉时期,除了官方选拔秘书(僚属)的“辟属制度”,在官僚体制之外,则形成了幕友制,即幕主出资聘用幕宾,幕宾为幕主出谋划策,草拟文书,经办具体事务,实际就是充任幕主的私人秘书之职。以后历代,这种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一直与体制内的官僚秘书同时并存,相辅相成,弥补了官僚体制内秘书人才的不足。直至清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时俗称师爷,而又以绍兴师爷最为有名。秘书职业的这一“官”一“私”两种形式形成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种文化。官僚秘书大多为中国古代士人中的精英,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如前所述,他们把内修圣贤品德,外致帝王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人格主体上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超我”的实现。而体制外的幕友、师爷们,大多是下层文人,官僚体制的大门毕竟很窄,要挤进去不容易,于是厕身有名望、有权势的官僚,不失为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幕主与幕友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幕友对幕主有较强的人身依附色彩,加之幕友之间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多重因素作用下,儒家那种殿堂文化逐渐退居其次,市民文化、俗文化因其较强的实用性而逐渐成为主流。例如清代专门培养师爷的“幕馆”,除了传授处理文书文案和官衙日常事务的技能,最主要的就是教士人如何揣摩社会风气,揣度幕主心理,谙熟官场应酬规矩。幕友、师爷“在辛亥革命后,作为一个群体虽已解体,但其影响却继续存在,与当今千千万万从事辅助领导工作的秘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当代秘书与‘师爷’有承继关系。”幕友文化、师爷文化中俗文化的成分也沉积在秘书文化心理结构中,作为“隐”的部分和主流文化一起共同作用于秘书群体。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秘书,分布范围已十分广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资和私人企业都有秘书岗位的存在。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秘书,本质都不同于古代的公臣和私臣,其表现是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处的法律道德环境的一致性。作为现代秘书,要按照这种一致性的要求,自觉剔除上述两种文化心理的不良积淀,无论是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位,都要把服务领导、服务单位的职责延伸到社会,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不能孤立,更不能对立。否则,秘书就会沦为私人工具而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操守。

六、结语

秘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几千年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秘书群体的情感意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无不深深地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对秘书群体心理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构筑了“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规范,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由此而形成了“秉笔直书”、“忠君爱国”、廉洁自律等等秘书职业道德。当然也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对秘书群体心理形成了消极影响,诸如唯上是从、缺乏个性、庸俗圆滑等等,均可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觅得踪迹。因此,作为现代秘书从业者,必须厘清传统文化对秘书传统心理结构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成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秘书人才。

作者:杨晓雁 李荣兴 莫晓萍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二)

一、 面料的发展状况

服装面料的再创造有很多方法,设计师必须全面掌握和探索面料的性能,才能更好地将面料再造融入自己的服装设计当中。这对设计师来说是一项艰难的考验。1)面料形态的加法设计:运用同种或多种的材料在现有面料上进行叠加、堆积、组合等手段,让面料达到立体的、有层次和节奏感的设计效果。这种设计很有触感,通过触摸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一般多用于创意服装的设计当中。2)面料形态的减法设计:通过镂空、烂花、抽丝、剪切等技法破坏现有材料的表面,使其具有不完整,无规律且亦实亦虚的创意设计。3)面料形态的综合设计:不是单一的采用加法或减法处理,而是采用多种加工手段,将加减法同时运用到面料的再造中,这样可以丰富服装的结构和层次感,增强视觉感触。面料在综合设计的过程中更加赋予它一种表现感。面料是服装的载体,服装经过不同材料的装饰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独特的面料是塑造个性化服装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服装产品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国内外服装设计大师意识到这一点,并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逐步创造出独特的服装面料。

二、 雕刻技法在面料创新中的应用

实验过程:

1)选取几种不同花色、不同质感的面料,如蕾丝面料、牛仔面料、涤纶面料、亚麻面料、绣花网纱面料等等。选取其中同一种或两种可搭配在一起的面料,进行立体组合设计。

2)选取LV经典的黑白棋格涤纶面料,在面料上裁取四块边长为十公分的正方形小样和一块边长为三十公分的大正方形底布,分别贴衬。

3)沿小正方形的一条对角线在中间剪开六公分的剪口,在剪口两端各留0.5公分,选择剪口的一边向外各压烫一公分的距离,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凸起向上的立体空间,再在剪口的另一边向内各压烫一公分的距离。

4)将四块小样的凸起部分相对,拼在中间,形成一个“十”字,用缝纫机将四块小样搭缝在一起,缝头为一公分,形成一个大的正方形。

5)把拼好的大正方形放在作为底布的正方形上,将大正方形的四个角折进0.5公分的缝头与底部缝制在一起,形成最终立体效果。

三、 结语

面料是服装的载体,面料设计与服装设计的融合必然是服装界的一种发展趋势,从高级时装到实用成衣,无不体现着面料再造的重要性。在国际舞台的影响下,我国的设计师已逐渐向面料再造的道路靠拢,若他们能更好地将中国传统元素融入到面料的再次创造中,这不仅在服装界是一次更大的质的飞跃,同时也发扬和传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两全其美。

作者:温丹阳 沈奕君 蒋天怡单位: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汉族服饰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

(三)

一、深厚而强劲的文化正能量

中华文化洋溢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阳刚色彩和奋进精神,坚信“万物皆备于我”,人是天地万物主宰,人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人能弘道”,人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定会赢得自己的命运和未来。这种乐观和进取精神,成为我们民族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就典型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中华文化饱含创新求变的诉求。日新月异,万物不居,被视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被奉为天下达道;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成为我们民族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它辉耀出一种向上、向前的蓬勃活力,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进取和超越的激情。在这种日新精神推动下,中华民族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并始终保持好学开放的姿态。胡服骑射、佛学西来等等,就显示了中华民族超越自我,包容并蓄,面向未来的求新、求变的青春品格。中华文化内蕴深沉的忧患意识:为政夙兴夜寐,心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处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内蕴着一种主体性的高度紧张,一种前瞻致远的理性精神。它所寄意的是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即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所激起的是闻鸡起舞、为国分忧的热忱;它所鼓舞的是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和昂扬斗志。中华文化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情怀。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责任意识,即由入世而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国家和人民抱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忠贞的奉献意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呼吁将“小我”融入“大我”,在为国家、为民族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倡导为国分忧、为国奉献是仁人志士的神圣职责,风雨如晦之际,正是烈士慷慨之时;主张“位卑未敢忘忧国”,人人都有义务为民族和国家奉献忠诚和力量。中华文化这种自强、忧患、担当的禀赋,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推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这是我们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伟大推动力,是一种强劲而深厚的正能量。

二、浩然正气的人格感召力量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谓“中国的脊梁”,正是中华文化中浩然正气的人格结晶。这种人格有着神圣而至纯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不计功名利害,先义后利,不以个人得失为计,而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为圭臬;这种人格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经得起其体肤之饥、筋骨之苦的考验,承受得起失败和磨难的打击,不向艰难困苦低头,永不放弃自己的责任与追求。正如司马迁那样,虽遭宫刑大辱,依然隐忍挺立,写成《史记》名著。这种人格有崇高的使命意识和远大的道义诉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超越“小我”,关注未来和民族的命运,顾炎武说得好:“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这种人格有着坚贞、凛然的品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物欲和享乐引诱不了,权势和暴政也征服不了,他们是天地的正气,是良知和良心的化身。历史上的忠臣名相,如包拯、海瑞等,就是其间的典型。千百年来,这种浩然正气,使我们的民族闪耀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激励、感召了无数仁人志士,激浊扬清,扬善贬恶,扶助社会正气。东汉末陈蕃、杜密、魏朗等名士,不惧个人安危,抨击苛政,史称他们“生以理全,死与义合。”明东林党人,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奋起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伸张了社会公理与正义。南宋文天祥,更是正气浩然,咏《正气歌》而誓死报国,写下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中华文化中的浩然之气,赋予我们民族以正气和豪情,也哺育了无数仁人志人。他们的正气,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想到他们的英雄事迹,会令人激动与向往,鼓舞我们堂堂做人,使我们永远“不缺钙”,并充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

三、自豪的文化记忆

所谓自豪的文化记忆,借用宋代著名哲学家邵雍一句诗来表达就是:“一乐生中国”。生在中国,所以有快乐和荣耀,因为这是一个文明之都,礼仪之邦。历史上,中国往往就是文化的象征,是诗书礼乐的化身,华夏与四夷的区别,正在有无“诗书礼乐法度”。这种辨别和记忆,使古代先哲,严辨夷、夏界线,欢迎夷入夏,但坚决反对夏沦为夷。这里不是种姓之偏见,实是维护文明的关切,其本质是出于“文化中国”的自豪感。历经岁月的沉浸和磨历,这种文化记忆日益深刻,其吸引力也更强,使人萦怀难释。汉代苏武匈奴绝域多年牧羊,但始终心怀故国;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抛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故国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也是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乐生中国,还体现在古代中国是一个人类文明发源和成长的重要摇篮。雅斯贝尔斯先生在其所创立的人类文明“轴心说”理论中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为此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代表,这一时代所创立的思想和文化,成为后世文明之源,后人要不断回望,以从中寻找新问题的求解线索和答案。确实,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昌盛,百家纷涌,诸子争鸣,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学术繁荣时代。先圣的思想和理论,开启了后人的思绪,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当然,“中国的轴心时代”令人骄傲,而秦汉以降的“后轴心时代”的文明成就,同样令人陶醉和自豪。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灿若群星,让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而古代先哲在天人关系、在仁爱哲学、在和谐理论等等领域上的无数独创性的思考,不仅是华夏子孙的宝贵思想资源,也成为当今西方圣贤竞相致意的文化宝库。

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全世界都应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远古的哲人、思想和唐诗宋词,已然成为我们的文化符号,它们不仅赋予我们骄傲的文化记忆,也给予我们“丰厚的滋养”,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华文化是我们各得其所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生息和成长的“文化沃土”,也是我们永不迷失、永不失据的“文化之根”。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的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环顾全球,罕有其匹。这是沐浴这一文化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一种独有的、充满文明成就感的骄傲文化记忆。这一记忆不仅说明我们是华夏子孙,共享一种文化身份符号,更是一种伟大文明的领受者和传承者,“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骄傲的文化记忆,既使我们热爱这一文化,“一乐生中国”;又将激励华夏儿女不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这个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我们的文化给我们以信心,给我们以信念,给我们以“精气神”。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我们应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这种“支撑”和“条件”;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胡发贵 单位: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

(四)

图像符号,通过模仿再现所指代的事物,属于一种初始的表达方法,如出图的一些陶器瓷器上的图腾符号,就是源于生活的抽象提炼后而形成的符号,在我国马家窑出图的彩陶器上的鱼纹和蛙纹就是反映生活的符号。图形符号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最为常见,中国联通被大家所熟知,它的标志老少皆知,它就是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符号的现代演绎。还有凤凰卫视,它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凤凰鸟的符号,还采用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用两只盘旋的凤凰形象代表不同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了融汇东西、荟萃南北的文化观念,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烙印。指示符号,指代物和物之间的某种联系,表达连接关系,指示箭头,引导标都是指示符号。象征符号,指符号本身和代表的事物不具有逻辑关系,他们代表的意义依赖受众对他们的指代意义的掌握,如荷花代表廉洁,松柏代表坚强。色彩,色彩来源于大自然,生活中处处有色彩,色彩让世界变得缤纷绚丽,它还可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感觉。很多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的第一感觉是视觉,而对视觉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色彩,这点和设计师的认知是一样的。人们的行为有时会不自觉的受到色彩的影响,而色彩之所以能影响人的情绪,是因为色彩来源于自然,如蓝天,白云,草地还有红日…当人们见到这些‘自然色’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自然物,对于色彩的感觉即使是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格的人对相同色彩也会有所共鸣。比如,红色通常表达热情和积极。绿色通常表达生命、年轻、新鲜、和平的含义,蓝色常常飞人宁静、轻松、干净的感觉。中国传统色彩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中国,色彩的应用最早能追溯到远古时期。

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彩陶器。在古代中国,有五种色彩象征宇宙的五种基本元素:黄色象征土、白色象征金、蓝色象征木、红色象征火、黑色象征水,我们的传统色彩被归纳为,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青花蓝,富贵紫,烟煤色,玉脂白,长城灰,黄金贵还有雪花银。中国的传统色彩理念融和了自然、宇宙、伦理、哲学等观念,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色彩文化。传统文化元素在设计中的应用,往往是多元并存的。用一个最形象、最直观的例子分析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上的运用,就是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标:北京奥运会的会标“舞动的北京”借用中国书法风格的一个‘京’字演化成一个舞动的人,又演化成文化的‘文’字,不仅仅传达了举办城市的概念,又体现了北京人文奥运的精神。这个字它是一种形象,展现着中华汉字所呈现出的东方思想和民族气韵;它还是一种表情,传递着华夏文明所独具的人文素养。充分的体现了中国字博大精深的内涵。北京奥运会的会标的主体形象是一枚印章,中国印早在四、五千年前出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广泛的被使用在郑重的场合;奥运会会标从北京的‘京’字演化成舞动的人,当中的舞动的人也有很大的深意,它来源于中国古代图腾彩陶舞蹈纹盆上的舞蹈人。舞蹈人文化符号的应用给予人们生气勃勃的活力和热情。

奥运会的会标颜色选用的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红色,在会标中,红色被演绎的格外鲜艳奔放。中国红早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皈依,红色代表着喜庆吉祥,美好欢快,代表着生命和新的开始,它也代表着中国对世界的美好祝愿和盛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论是会标、火炬、奖牌、吉祥物还是服饰等各个方面,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展示,是传统文化和设计的结合。多元互补的设计不仅增强了文化的厚重感,而且还有助设计理念的延伸和视觉感染力的增强,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有的人说“这就是中国风格,表达出久远历史传统所沉淀的现代美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它也不单单体现在平面设计上面,传统文化在室内和服装上的应用,更多的体现在风格上的延续。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的设计思想,在现代设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曹业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五)

一、老子对创新思维的开展作了精彩的论述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学,对创新思维也作了深刻详尽的论述。这主要表现在《老子》(《道德经》)有关悟道的章节中。下面试作分析。《老子》指出“古之善为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认识把握道(规律)的过程又可称为“悟道”过程,与儒学讲的“格物致知(研究事物达到认知),意思相近。就是说,领悟与探求客观事物内在规律,是优秀的士者、道者(学者)的本能,其难度是很大的,处境是玄妙的,成果是深奥的。因而需要艰苦的思考,高级的思维。《老子》还进一步论述了为什么会这样的。老子认为,道(规律)有“夷”(看不见)、“希”(听不到)、“微”(摸不着)三者合一的特点,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惚恍”的模糊状态。因此,要认识它就要“执古之有,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运用已有知识,信息去把握当前的现实,要能从历史上,因果关系上去思考,才能认识客观规律)。(《老子》第十四章),这与儒学的“温故知新”意思是一致的。正如当代学者王蒙说的,要悟道,就必须“细心体察、深入感悟,活跃你的想象力,思辩力、感受能力,调动精神的敏锐……”这实质指出了,悟道、格物必须具有创新思维。《老子》描述了创新思维的心理素质要求。指出“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第十三章)。就是说,人要悟道,展开创新思维,要有豫(从容)、犹(斟酌)、俨(庄重)、涣(舒展)、敦(朴实)、旷(开朗)、混(兼容)这七种心理气质。《老子》还运用充满想象力的形象思维,对这些心理要求作出描述:“像冬天跋涉江川”,“像对四邻的尊重”,“像接待贵客”,“像冰雪消融势态”,“像原木那样朴厚”,“像谷地那样低而开阔”,“像江河那样清浊兼容”(如楚辞的“水清可濯缨,水浊可濯足”)。从而把创新思维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讲得更形象更深入,更能让人触类旁通。使人明确了,在这样条件下去开展思维,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有创新成果。《老子》接着提出“静之徐清”,“动之徐生”,“夫惟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有版本为“蔽不新成”,任继愈先生认为,古代篆文“不”与“而”字形很相近,故可能弄错)(第十三章),这是对创新思维过程的一种描述。“静之徐清”,思考时要有耐性,切勿急躁,促使潜思维发挥,求灵感涌现;“动之徐生”和风细雨地反复思考,焕发生机,进入佳境。由于不求满盈(夫惟不盈),所以有无限的思维空间,从而在困惑中徐徐产生新的认知(蔽而新成)。

二、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在《周易》中已有体现

《周易》被誉为传统经典之首,国外学者荣格称之为“智慧宝典”,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它是二进制数学之始。当代学人鲁洪生(首都师大教授)是研究《周易》的专家,他认为,“类比联想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周易》的思维框架”而这正与创新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推天道明人事”,即以天事喻人事的思维特点。类比思维虽然逻辑性较弱,但思维空间广阔,给思维飞翔以无限性,这正是创新思维的基础条件。举例来说,以“松树”为思维认识对象,植物学家以严谨的逻辑思维去认知,会得出,“是一种常绿乔木、叶子针形,花单性、雌雄同株、结球果”的认知。而我国传统以天喻人的类比思想,则能看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以从松树中感悟到伟人的品格。类比联想思维具有模糊性(朦胧)、灵活性、开放性等特点,这正是创新思维所需要的。模糊性给想象力以广大的回旋余地;灵活性让思维的变通度大大增强;开放性突破禁锢与束缚,使思维可从多角度进行观察与诠释。这些传统类比思维的优点,也是开展创新思维的基本要求。从《周易》的整体思维特点去看,就是从整体出发,最后回归整体上来的思维方式。鲁洪生教授分析《周易》的整体性思维时,叙说了其时空的整体性,包括整体历时性与整体共时性,这都与创新思维相一致的。比如,整体历时性,可举出在《周易》卦辞中以“龙”为喻体的,有“潜龙”(静待时机)、“见龙”(开始活动)、“龙飞跃在渊”(活动增强)、“飞龙在天”(辉煌时期)、“亢龙”(飞得太高,过了头)、“群龙无首”(多元相对均衡时期)。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就有相应情景可能性和吉凶。而整体共时性,是指同一时间同一时段,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各种力量在同一时间形成合力。历时与共时的分析,把时间与空间关系辩证地结合与表达出来。《周易》的这种思维方式,鲁洪生教授认为是“生生同日新,与时变通的时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周易的智慧》第12页)。就是一种“创新变通,时中智慧”。这亦是与创新思维的要求相一致的。对传统文化,一是要取其精去其糟;二是研究它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现代与未来,这些已是共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对世界的影响,印证了创新思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那种把传统文化整体地误认为保守的,认为是妨碍人们创新思维的,笔者不敢苟同。

作者:郑孟煊 单位:广东省清远市委党校教授

(六)

一、在文化教育的熏陶中实行语文教学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影响学生一生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这方面更是有取之不尽的经验和传统。代表传统文化的圣贤君子,堪称人格典范,以他们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典籍传承着仁、智、勇兼以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为人之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了无数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使他们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等,他们将自己的脉搏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诗文都闪耀着爱国忧民、捍卫真理的光芒。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由此,读书最终目的并不仅是获取知识,而是熏陶思想,升华人格,点亮人生。这些主要是在阅读经典名著及语文教育中完成。一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幼年时,一篇《卖火柴的小女孩》使我懂得了人要有同情心;儿童时,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使我知道了人应该做一辈子的好人;青年时,一本《老人与海》让我知道,只要信念不灭,意志不倒,就一定能胜利。”时下,很多人都围绕高考指挥棒转,为分数、为考上好大学、为谋生而战却忽略了学生道德的培养。当代语文教育呼吁中华民族千年优良传统的回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文学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能高度关注文学的教育熏陶作用,那么明天从学校走出的一定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人,有诗文激情的人,其气质、志趣、修养都会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其言谈举止、立身处世、思维方式都会打上我们民族的文化烙印。

二、语文教学应实践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应贯穿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各种事件活动中,磨炼学生的意志,陶冶他们的情操。

1.开展传统文化经典诵读。让经典名著进入学生的视野,加强“文化自尊”。即通过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感受祖国文化的独特性,使学生感受到异域文化的不同风采,了解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学会尊重其他文化。

2.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实践活动。即组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如我们可以组织“书香校园,文化育人”的活动。读书月活动中,语文教师应组织学生开展经典名著朗诵比赛、名作赏析指导、“读书伴我成长”演讲,“读书•明理•成才”征文比赛等。

3.少讲多练,不断改革语文教学方法,构建传统文化教育的平台。教师要少讲多练,力求把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去。“练”,即练“读、写、演讲、表演”等。

4.积极开发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中华民族有灿烂的历史文化,教师应让学生积极学习历史文化,并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结语

总之,我们应用传统文化点亮学生心灵,用经典名著熏陶学生情操,让传统文化的花朵盛开在语文教学的园地中。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融合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改革和完善语文教学的需要。在新课程改革的热潮中,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融合,必定会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作者:解少洁 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七)

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一)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传承性,以儒家思想为主脉的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与传承,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血脉,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人生观。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形成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情感纽带。正因为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所以它成为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能量源泉,是民族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旦失去精神支柱,在精神上无所依托,陷入荒芜,这个民族必然会走向衰亡。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文化问题,更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要实现民族复兴,必然要涉及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显然不能成为发展中的短腿。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传承传统文化、凝练民族精神正是“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因此,传统文化教育在是大学生文化自觉培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

(二)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是树立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最直接动力

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专业业务能力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与锻炼都得到了很大提升。然而,社会对于大学应届毕业生在企业中的认可率却普遍不高。其中主要反映在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感评价过低。形成的总体评价是:专业素质不低、文化素质不高。爱因斯坦曾说过,“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仅仅“用专业知识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忱的感情,那是最根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具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尤其关注个体的修养,强调健全人格的培养对于当代大学生极具现实意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强调相互理解与沟通的思想对于指导当代大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有价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则阐述了儒家思想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对于协调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提供了哲学依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为大学生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阐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抵制社会上一些人鼓吹的拜金主义。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帮助大学生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才能摆脱大而空的口号式说教,促成大学生认识的内因转化,实现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提升。没有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停留于表面的理论灌输和道德训化是不可能实现大学生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

(三)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伴随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提升,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也会随之提高,从而进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存在偏重政治斗争、强调经济发展,轻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的问题。“文革”十年浩劫,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断裂。“文革”过后,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伴随着西方经济大潮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使得如今的年轻一代,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缺乏民族精神的文化氛围里。他们知道“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却未必说得出中国的八大菜系;他们知道去“星巴克”喝咖啡却未必分得铁观音和普洱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是“万圣节”什么时候是“圣诞节”却不能清楚地说出当年的中秋节和端午节是哪天。大学校园里的“洋节”越过越多,西方的流行音乐,好莱坞动作大片,韩国的连续剧充斥着大学的业余时间。潜移默化中,外来文化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一些大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反而怀疑甚至开始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文化自觉的提升能够使当代的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自发地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产生主动传承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感。随着文化自觉的提升,学文科的学生能够主动地选择如训诂学、音韵学一类较为冷僻的传统文化专业,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理工科的学生能够在专业领域内自发地产生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如:在城市的建设中,实现保护历史建筑与改善道路状况之间的平衡,在环境规划中,实现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建筑功能的结合等。大学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有在他们的身上实现文化自觉的觉醒,才能够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真正形成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进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

二、高校推进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文化自觉不足正是由于传统文化教育跟不上造成的,要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改变这一局面,应从教育模式内部着手,探索推进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调整课程结构,强化传统文化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学习最为重要的场所,也是大学生获得知识最直接的途径。因此,要强调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就要从课堂教学着手,改革现有的课程结构,适当加大传统文化课的比例。我国现阶段高校普遍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途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如在讲解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候就可以介绍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说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时,,首先应该介绍它的出处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民本”思想,其次应说明这一思想虽然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一定程度的“关爱”,但这不是本质,就其根本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统治手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思想品德课中引入传统文化教育,如在说到步入社会,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就可以说说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将传统经典作品纳入公共必修课,在传统的蒙学教材、儒学的“四书”、“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文本中选取出经典篇章,纳入教材,将对经典作品的学习放到与《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等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传统文化中宝贵的财富,它们体裁各异内容丰富,其中既有诗词歌赋又有小说散文。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讨,可以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历史,对于提升文学鉴赏能力有很大的帮助。网络时代的大学生越来越习惯于不规范、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非常注重“炼”字,用语简洁优美、意味深长。这对于规范当代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极有帮助。除此之外,合理安排公共选修课的课程,形成科学的传统文化授课体系。传统文化课程的授课内容应涵盖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宗教、民俗以及所具备的现实意义等。每学期保证在公共选修课的备选课程中滚动开设2到3门传统文化课程,并按照年级的递进将传统文化课程形成一个系列,供不同年级的学生选择。同时,在专业课的课程教学中要科学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任何学科都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人类文化成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专业课与传统文化必然存在着结合点。如: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博士生导师隋允康教授就坚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工科课堂中,数年不辍。他带领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学习了《弟子规》、《中庸》、《大学》。

(二)立足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环境在个人的发展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涂又光先生将环境比作泡菜坛子,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泡菜坛子”里泡过后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和“品格”,会形成不同的价位观和精神追求。对于生活在校园里的大学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是学校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一种人文环境,就是“泡菜坛子”,是一项重要的教育资源。它对于大学生的人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也有着直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大规模的高校合并,许多大学都面临用地紧张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整体搬迁、新建分区、原址扩建。整体搬迁、新建分区都意味着要大规模的新建校区,然而新校区的建设大都受西方高校模式的影响,现代化有余而人文气息不足。原址扩建则存在更大的问题,或是为了满足现代化教学和生活的需求,肆意拆毁古老建筑,或是出现校园建筑商业化倾向。如:2011年北京大学出现的“真维斯楼”。在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上,我们应秉持着和谐发展的理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同样以北京大学为例,赫赫有名的博雅塔,其实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为了解决供水问题所建造的一座水塔,当时为了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校方向当时的社会名流征求意见,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建立这座塔式水楼。博雅塔与未名湖交相辉映,成为百年北大的象征。在新校区的建设和老校区的改建上,应效仿此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寻找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在满足高校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同时,不忘营造高校内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国传统书院很重视园林景观的营造和影响,讲求“近山林”、“择胜地”,设于“文物荟萃之区”,高校可以以此为借鉴,在适时之处建立一些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古代名人雕塑,从局部着手,建设出学校的传统文化氛围,在图书馆、宣传栏、教室宿舍的楼廊墙壁布置一些中国传统格言警句或是书法、国画作品,将校园内的建筑物、道路等命以文化韵味浓厚的名字等。使学生于抬头低头之间都可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硬件环境建设之外,校园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更多还要仰仗于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近年来,相对于西方外来节日的强势来袭,传统民族节日则处于前所未有的失意状态。因此,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中的现实价值,实现传统节日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文脉相接就显得很有价值。中国的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延伸到社会。高职生社会主义义利观教学的开展还必须借助相关知识平台的建立,如通过开辟网络阵地,以QQ群、博客、飞信等形式作为与“90后”交流和教育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四)优化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是教育环境的重要一环,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要提炼体现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加强校园形象文化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日常管理。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努力建设既富历史底蕴又具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使学校成为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重要阵地。高职生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协作性工作。高职生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环境要求各种教育力量有机整合、共同作用才能对高职生义利观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教育力量的整合包括学校不同专业系室力量的整合,还包括学校专业教学人员、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教学行政服务人员之间力量的整合。同时,社会和家庭也是高职生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的重要力量。高职生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要利用社会与家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对高职生进行义利观教育,及时化解由于社会和家庭原因对高职生义利观产生的不良影响,让高职生的义利观在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正确影响下始终保持科学的方向。

作者:王寒娜 单位:南京工程学院电力工程学院

(八)

一、关于现代建筑设计文化气息内涵及其传统设计文化的分析

1、建筑设计模块的开展,必然是要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其是人民大众所要关注的分析,实现我国特色建筑文化的突出,这需要相关开发商们进行共同的努力及其合作。这就需要进行新型的建筑创造力的实践。古代宗法制度下,封建礼教伦理的教化功能实质上超过了建筑的实用价值,传统庭院式住宅严格的格局布置实为社会礼仪、等级秩序等礼制文化的深刻体现。

2、在我国的民族建筑文化应用过程中,天人合一观念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比如传统村落的三面环山,这就是我国传统的朱雀、青龙等的布局,这些传统的布局设计理念未必起到真正的实际作用,确是某些特殊精神的象征。藏风聚气则是天地保佑的象征,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建筑学意义就在于建筑物要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顺应自然规律,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思想。通过对我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美学思想的结合,能够更好的进行建筑气韵的突出,保证各种艺术作品的追求,这就需要进行我国传统建筑艺术构思的优化,进行建筑客观功能及其人审美观念的优化,进行建筑形式的表达。她的魅力,既表现在个体外部形象的构造形式,也表现在变幻万千的整体组合气势,以及生动绚丽的色彩、装饰和细部构件的巧妙精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韵味的美学风格。

二、当前住宅设计中的传承模块及其创新模块的协调

1、为了满足当代住宅设计的需要,进行优秀传统建设文化的传承是必要的。这就需要进行现代住宅建设理论与传统建筑文化的结合,进行传统民宅伦理功能的应用,进行创作实践模块的有效开展,进行有价值的建筑文化的应用,保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的应用。大大提升了人居环境的景观层次和生存品质,在今天,这仍然是都市人的理想王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一观念已逐步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并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代住宅设计模块中,进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突出是必要的,这需要进行可持续传承文化主题的应用,进行绿色建筑、绿色文化的突出,保证新型的建筑研究课题的应用,保证人类文化建筑主题的突出,保证现代科技的积极突出,保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优化,从而符合当代住宅建设的需要,进行传统建筑文化局限性的突破。通过对上述模块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代民居建筑布局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的,其传统意义上的礼仪,顺应了当时时代的发展需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不合理家族伦理观念的剔除,可以更好的进行人性化的建筑,进行以人为本的,合理住宅建筑格局的应用,更好的进行建筑功能区的划分。在当下住宅设计模块中,可以得知住宅是人们安身的一个重要场所,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非常需要进行人性化及其亲和力的布置,这就需要进行建筑空间尺寸的控制。控制住尺寸的大小程度。如果尺寸过大,就可能造成空间的过大,这就导致开支的加大,从而不利于个人及其社会经济资源的节约,不利于经济成本等的控制。这也需要进行空间采光率及其相关情况的控制。通过对结构的控制,可以更好的进行保温隔热的控制。这需要进行室内空间的划分,进行室内功能空间的良好布置,从而满足建筑结构性的需要,实现各个方面内部面积的合理分配均衡性。这样可以更好的进行使用面积的控制,实现房间内部长宽程度的控制,保证当下功能区的工作需要,满足当代建筑设计的工作需要,提升其建筑物的功能效益。在当下住宅设计模块中,进行不同功能区的划分是必要的,要保证其分区得当,位置明确,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视线干扰,避免受到噪音干扰、气味干扰,要保证良好的采光性及其痛风性,保证住宅的卫生质量的提升。比如,随着家庭办公的出现,要求住宅中增加相应的工作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丰富,专用的家务室已成必须;随着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家庭中设置阳光室供老年人休闲已成时尚,等等。

2、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传承了几千年,其中积累了大量的优秀建筑文化,这就需要进行优秀的文化经验的继承,这些都是宝贵的建筑设计遗产经验。这就需要进行建筑材料及其当代建筑工艺的应用,符合当代人们群众的生活方式,进行先进的建筑风格的应用。在建筑结构上的跃层、错层、共享空间的采用,在空间划分上的生活阳台、化妆区、清洗区等专用空间的设置,在建筑构造上的凸窗、外飘窗、落地窗、透天窗、转角窗等多变化的作法也将被大量采用并创新,从而使本土住宅更具个性化。

三、结束语

在当下民宅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对传统建筑特色的把握,也要进行新型的建设文化的汲取,保证传统伦理文化的更新,进行民宅建设过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应用,要针对当下建筑设计过程中的问题,展开分析,保证民宅设计模块的有效开展,满足人们群众的客观需要。民宅作为传统建筑的重要形式,凝聚着厚重的传统伦理文化。文章通过分析传统民宅建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等伦理思想,结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建筑文化缺失的问题,提出如何在现代住宅空间设计中传承传统伦理文化,进而体现传统建筑的现代价值。

作者:史立志 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九)

一、 学生学习传统绘画艺术的意义

1、 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学习意义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是一种空间形态和心灵的呈现,绘画的成功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从理论意义上讲它是特定文化系统中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对绘画技艺的深层解读。国内学术界涉及传统绘画对学生艺术素养方面的论著如刘曦林的《中国画与现代中国》,靳尚谊的《中国画教学的关键是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刘大力的《高等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姜澄清的《哲学与画学》等等大量论著。这些著述分别从艺术的角度阐明了对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已有论著从艺术理论为切入点分别将传统艺术中的哲学思维放在现当代艺术环境下阐述其发展态势,从绘画主张中探究其艺术教育的诸多现实问题。美国学者高居翰的《山外山》,书中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境界。这些研究侧重学生从艺术中吸收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借此提升自身的艺术素质,或进一步将思想纳入艺术表现中;或在艺术形式上提出吸纳传统文化。另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此作专门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2、 对体会传统文化的促进作用

传统绘画形式有利于学生更好的了解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及所涉及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引入课堂,可以优化教学过程,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真正提升艺术课堂及学科的特色,使实践技能教学具有高效性和实用性。学生学习传统绘画艺术有利于提高艺术的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充分将历代文人绘画理论及相关国学精神渗透到绘画中,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水平,增强学生学习传统绘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表现如下:第一,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深化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和认识。第二,较为完备地分析学生在学习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思想意识的升华,从而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第三,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付诸于绘画实践,从而更好地指导其艺术行为。第四,更好地辨别和看待当下现代后现代艺术风格的流变,端正艺术学习的态度。第五,有助于国学的发扬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艺术生的综合素质。中国传统绘画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诸多艺术层面的阐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统的绘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壮大自己,延续自己的,同时中国绘画又有自己一贯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如何解读传统绘画的精神实质,理解个中的深层命题。怎样品评可以感观、可以心观、可以画观的传统艺术,以及如何跳开传统绘画的皮毛之争,鞭辟入里,发现新见以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潜力,但现在的在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对匮乏,而且缺少兴趣,所以教师教学面临一定的难度,老师既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们,又要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和把握一定的依据性,让学生学有所长和学有所依,从而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怎么看待传统,也是艺术教学中要明确的问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通过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又不断淘汰掉糟粕,增加进精华,经过长期的论证才得以传承的,而艺术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艺术的发展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并不会束缚学生的创造,反而会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二、 如何通过学习传统绘画艺术去体会传统文化

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对绘画理论的学习现状,以老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传统绘画艺术的指导思想,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艺术教育建构观对艺术教学内容进行梳理,使高等艺术教育真正体现其在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判别能力、创作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对现当代文化思潮多元发展下的传统文化弘扬发展问题,高校艺术生对于自身艺术素养的培养的重要性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特殊使命已提上日程,为此,学生在艺术学习中应该结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分阶段分类别进行全方位探讨。从传统文化各个观点的宏观视野和与传统绘画艺术相关联的角度,注重动态静态的结合,揭示传统绘画艺术思想所包含的哲学、伦理、宗教、教育、文学、史学以及美学等各种情状,同时必须在进行艺术学习的同时更要懂得绘画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以自身的学习现状出发,结合在学习中接受不同知识的心理特点,归纳演绎、综合分析其内在的联系。

三、结语

总之,学生的艺术学习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并且要善于总结和论证传统绘画形式在艺术作品中的渗透,要全方位的、立体的认识和思考,从中提炼出绘画艺术语言的文化思维模式,以及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田爱华 杨艾云 单位:吉首大学美术学院

(十)

一、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珠宝设计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早在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利用贝壳、兽牙以及石珠等材料制作成了串饰,在串饰的基础上又利用石英、玛瑙等有色彩的材料,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饰品,到商周时期,其种类就已经很多,有梳、环等头饰,项链为主的颈饰。因此,从珠宝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珠宝的发展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就中国传统文化在珠宝设计过程中的运用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纹样纹饰图案的运用

就纹样纹饰图案来说,通常是在某种特殊历史时期条件下产生的。它不仅是对当时历史文化时期的形象反映,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传统文化中现存的纹样纹饰图案来看,它们不仅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瑰丽多彩的一面。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纹饰,都是对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表现,所有的纹饰图案都蕴藏着一定的精神文化;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精神文化又是推动纹饰图案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纹饰图案在珠宝设计过程中具体运用来看,最具代表性的同时又是最具有民族气息与魅力的纹饰纹样应该就是龙凤的纹样图案了。不管是本土的设计还是国外的设计,一提到东方文明,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必然就是龙凤纹饰。除了龙凤纹饰之外,还有万字、如意、水波纹等,也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以及民族魅力的设计元素。

2、 图腾以及吉祥寓意的图案在珠宝设计中的运用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纹样以及纹饰的运用之外,珠宝设计对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还表现在对图腾以及一些具有吉祥寓意图案的运用,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图腾以及画像砖等工艺品为中华民族的子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不断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许多瑞兽图案被赋予了吉祥的美好寓意,在装修装饰领域,这些图案不断地得到有效的运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较为多见的运用于珠宝的设计中。就图腾以及吉祥寓意的图案来看,它们在纹饰以及造型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设计美感,如果将这一元素有效地运用于珠宝设计中,设计师再进行色彩等方面的处理,定会收获到不同的效果。在香港第六届珠宝大赛中入围的多件作品中,不乏对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运用的作品,如作品《东方之珠》以及《大红灯笼》等。

3、花丝工艺以及漆工艺的应用———传统工艺的再创新

就花丝工艺来说,是我国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其设计的要点就是将金、银等进行加工,最后制成细丝,然后以堆垒编制等工艺,用金丝或者银丝制成精美的图案,再将珠宝或者玉石嵌在上面。在近现代珠宝的设计中,通常会利用花丝工艺进行加工。这一工艺应用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早,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已经普遍接受了花丝工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轻微的审美疲劳,综合这一现状,新花丝工艺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就是在沿袭花丝工艺的基础上,避繁就简,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尤其是以粗线条花丝工艺,更是深受广大青年的追捧。翻阅我国的历史朝代,似乎都可以看到漆工艺的影子,从某种程度来说,漆工艺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艺术线索。回望历史,漆工艺应用的方面主要是在器皿以及家具等方面的应用,发展到近现代时,漆工艺已经普遍应用于珠宝设计中,通过有效的处理手法使得珠宝变得极具层次感,从这个方面来说,漆工艺与其他传统文化元素在珠宝设计过程中的应用不同。

二、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工艺技法,在珠宝设计中的运用,不仅能为现代珠宝设计注入新的活力与血液,同时还能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承与发展。在进行珠宝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效运用之外,还应注意的一点就是材质的合理选择,只有当材质与精神元素达到有效统一的时候,珠宝才有可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作者:陈建盛 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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