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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大众传媒透视

发布时间:2014-07-01 10:36
    摘要: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化,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那些一掷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大腕大款,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感到的踌躇志满、所体会到的出人头地以及“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心理幻觉,是以一种文化的(或变态文化的)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当这类大款被名牌所包装起来时他那苍白的灵魂和空虚的大脑再也不被人所注意,人们(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少女)被这种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装所“震惊”而感到一种眩惑。这种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弃原有的文化价值尺度,而重新对生活进行新的文化编码,进而认同这种名牌包装的人是文化强人。

    关键词:后现代,大众传媒,透视

    而今,电视和广告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对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作价值判断是容易的,然而,进行文化深层次的剖析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消费主义风行,使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型转成为时尚的包装,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而真正有思想、有艺术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因缺少文化笔耕文化新闻传播包装而默默无闻。至于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则无奇不有,诸如敏感入物和生活的曝光、名星的吃喝拉撒、所用香皂的牌子或喜欢某种饮料、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小说出版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等等,更是有意无意地制造“热点”,刺激“追星族”、“发烧族’的产生。文化舞台暴露个人隐私,可以造就明星和大众偶像,于是,这个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成为“太透明”时,人们便在目不暇给的图像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2O拉下”,已然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可以说,传媒正是在制造“星”和“追星”的现代剧场,前所未有地“常态”地运行着。

    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所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去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参杂情感的。当你刚为屏幕上失学的儿童或惨遭拐卖的少女们而扼腕时,广告以夸张的语调推出的“味道好极了”或“最新马桶除臭剂”会立即使你的揪心扼腕之思失重。广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视机、收音机、报刊杂志将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大众看世界的方式凝固为小小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疑,这种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的趋同化。这一恶性循环将意味着历史的消解和思想者的隐遁。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名星,而不被其关注,则有等于无。市场和传媒已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

    更为严重的是,信息传播生产的“平面”意义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情怀、价值、心性、理想等本体意义的流失。当然,电视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电视内容和电视播出与消费方式却关涉意义与价值问题。当电视热衷于事件表面的暄华和广告的竞相角逐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位却日益萎缩。资讯在瓦解人们思想并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之时,成功地瓦解了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资讯与大众媒体溶解消散作用的负面效应,是拒斥深度意义,增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themassage)。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缺乏反思和情怀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景观和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或暗示了什么?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表演,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今天的学术精英的追问意义和求索知识本质的电视节目在综艺节目这类“化解意义”的笑闹中,收视率几乎等于零。人们更乐于看时装、化妆、烹调之类的节目。试想,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灵性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目得其乐的自己时,知识精英的启蒙和精神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大众的“盲点”之中。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销毁意义的工作,这一状况应引起思想者和文化学者的高度重视。当然,电视传播本身的中性品质,使其可以为任何人服务。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

    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深刻地认识走向现代化的代价和后现代传媒的负面效应,从而在整个传媒的流行音乐热中,在媒体的多元价值清单中,清晰地看到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人的问题、生命价值问题、乃至人生形而上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而是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空前突出又遭到空前的消解和销毁。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问一问么?在我看来,哲人们的追问仅仅为我们自己的追问提供了一个支点,一个契机。我们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者和后现代传媒研究者都必得重视后现代学者发出的警告。我们在后现代思潮大潮涌起时,可以在思维论层面上肯定其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以冲破那些僵化保守的等级秩序和话语戒律;但却必须在价值论表面上批判其丧失生命精神超越之维的虚无观念和与生活原则同格的“零度”艺术观。因此,我们必须在理想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门价值归依问题,仍得追问在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一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过上“化大众”的新境界?过分的科技恐惧症和病态的“乡愁”都是需要克服的。

    真正的态度是深入探讨大众传播中的文化策略问题,探讨意识话语权力和接受心态的互相制约问题,探讨因传媒而加速并扩一大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清醒而健康地面对“对话”,而对“意义”,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实现价值重建和精神定位,实现真正的多元多维的心性交流。



本文编号: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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